分别是对近代文人「日记」和「书信」的介绍与释读-游戏王目录-海宁新闻网
点击关闭

nba体育新闻-分别是对近代文人「日记」和「书信」的介绍与释读

曝中超外援将限薪

張院西與傅抱石的交往也始於一九四○年代。張給傅介紹了不少客戶,包括漢學家高羅佩這樣懂行的「高端客戶」。更有意思的是,在一九四六年傅抱石寫給張院西的信中,還透露「入川後,非好友絕不捉刀(外間所見,大約十之七八為生徒代刀,此事乞秘)」。這恐怕也是畫家和畫商之間才會有的「業務交流」,不足為外人道也。作為經紀人,張院西善於維護自己與畫家的關係,就像他幫助豐子愷解決一些物資之需一樣,他還發揮專業所長,幫助傅抱石理財,真稱得上「金牌經紀人」,實堪當下搏擊藝術市場者之楷模。

畫家及其經紀人在《叢考》中,張偉還通過書信,鈎索出圍繞在大人物身邊的小人物,從而部分還原了近代文化的真實生態。在《「非為報油燭,乃以答知音」──豐子愷致張院西信札釋讀》和《堅守與困窘──傅抱石致張院西信札釋讀》兩文中,張偉發掘了一個藝術經紀人「張院西」。此人現在已無法查到太多信息,只知他原名張輻臣,字院西,河北南皮人,曾從事過銀行、典當等行業,也當過朵雲軒重慶分公司的經理,在書劃界人脈廣泛,長袖善舞。張偉收藏了張院西與豐子愷、傅抱石之間的多通書信。

如前所述,《叢考》一書之作,多建基於張偉之私藏,所揭日記、書信史料彌足珍貴,有些足以讓讀者對藝術史、文學史或政治史作重新思考,但可貴的是,張偉的寫作保持了節制的態度。筆者以為,史料釋讀最重要的正是謹慎與節制。就像考古發掘,當我們還沒有能力為文物之出土提供足夠的保護時,不如讓它們繼續在地下沉睡。同樣,當我們還無法對史料作出確切的解讀時,不妨讓史料原樣刊布。本書收錄的文章,有的論述較充分,而有的只作了史料刊布的工作,比如對陳寅恪信中提出的「字謎」,以及寫給友人的詩,書作者都沒有作出揣測性的解釋,而是說「陳寅恪先生學問高深,對詩的內容筆者不敢妄加猜測,謹將全詩轉錄於此,供大家鑒賞,相信這對了解陳寅恪先生當年的心路歷程將會有所裨益」。再如《魯迅書信的解惑──石凌鶴題〈電影.戲劇〉》揭開了已出版的魯迅信中隱去的一些文字內容,對理解魯迅與田漢的關係,包括田漢改編的《阿Q正傳》都有極大意義,但張偉停步於刊布史實,不作過度詮釋,體現出一個以史料為志趣的學者之嚴肅與嚴謹,也令這本書具有更久遠的價值。

在兩人交往之中,還可見到豐子愷推薦馬一浮的書法「當今首屈一指」,而且「馬先生潤例極低,使求者擔負輕便」,又舉薦浙江大學教授儷衡叔「國畫清麗,為時下所難得」。由此也幫助我們理解豐子愷的藝術趣味和審美偏好。張院西和豐子愷的交往保持了幾十年,一直到七十年代,兩人還曾見面。一九五○年,豐子愷在給張的信中談到「賣畫生活暫告段落,雖收入不及以前之豐,然簡略生活,頗可度過」,「不受潤筆」,「無有潤例」,「友好所屬,仍可無條件應命」等等。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這些通信,個中蘊藏的藝術體制的歷史變遷,可以得到更生動也更深刻的理解。

圖:張院西與傅抱石的交往始於一九四○年代,圖示傅抱石一九四三年一月致張院西函/ 網絡圖片

這封信寫在一張明信片上,乃本書作者張偉所藏,他在《陳寅恪的那一聲感慨》一文中加以公布並作了釋讀。說實話,自從前些年所謂「思想家淡出、學問家凸顯」的時代潮流湧起,以及近幾年此起彼伏的「民國熱」薰染下,作為學問家的陳寅恪早已被人熟悉,關於他的學林軼事甚至討論「恪」字的讀音,也成津津樂道之事。但作為一個愛國者的陳寅恪,被談論的還不夠。其實,在陳寅恪看似細瑣的考證,或奧不可解的詩中,常常飽蘊着對祖國的熱愛。上引信件,雖只百十來字,貌似和研讀陳氏之學無直接關係,實則為理解陳氏一生所求指引了一種思考的方向。正如本書作者所言,「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,始終貫穿在他留學海外的十幾年生活之中,並成為日後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的一個重要支點。」

「國難臨頭,重重而來,自接兄函以來,強鄰暴行,水陸空三方並逼,強橫至此,或將自取其辱。目下世界輿論群起反抗,抵制日貨勢將擴大,終必為文化諸邦摒棄門外,自外生存。惟暴橫性成之日人恐難有覺悟而自留餘地,深為之危耳!……報國之舉,適當其時,不幸為國殉難,死有餘榮,實祖宗後人無上光榮也!祥在院十年,凡來院訪問之比友,幾無一家無子弟犧牲。彼等雖痛傷亡之子弟而以自慰者,即此報國之光榮,永世不忘而與國流芳矣。回溯昔年先師許竹篔先生在訓練中每每以『為國捐軀』為官家應盡之責職,『犧牲疆場』為死得其所。先師再世,目擊拚死抵抗之決心必故障不置,而讚許心羨也!」

在書中,張偉還對已刊和未刊日記以及日記的研究現狀作了介紹。依筆者想來,未刊之日記在數量上恐遠遠大於已刊。除了《叢考》中提到的包天笑等人的日記尚未刊布外,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日記也未出版。張偉研讀日記的心得,提供了讀日記的範例。比如,在《一個民國文人的人際交往與生活消費──傅彥長其人及遺存日記》一文中,他提示了一種「日記對讀」的方法。傅彥長在日記中記錄了與郁達夫、魯迅的相遇,檢索郁、魯二人日記,卻發現郁達夫有相同記載,魯迅則無。「同樣一件事,因身份、地位、感受等不同,對甲來說也許頗為重要,值得一記,但對乙來說則完全可能無足輕重,不值一記。」同樣,後世研究者認為有價值的事,在當時看來或許並不重要。可見,閱讀日記或用之論史確要「多長個心眼」,仔細考辯。日記、書信這類史料中有時還透露出一些秘事。比如,包天笑的日記中記錄了「胡適叫局喚妓的經歷」。而當胡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之後,對此卻不願多提。其中折射出了時代潮流和社會觀念之變遷。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細讀,下文試舉給筆者印象最深之數例。

大人物總是處在舞台的聚光燈下,豐、傅兩位藝術家的交遊,多為人所關注,但關注者的目光總是聚焦在大人物與大人物之間的交往上。不過,張院西這樣的小人物浮出水面,也給我們帶來了別樣的欣喜。張院西是以賣畫中介的身份出現在藝術家生活中的。一九四三年,豐子愷在一封給張院西的信中寫道:「冊頁潤格,普通照一方尺算(附潤例,此例九月起將改訂,增為每方尺千元),但經吾弟介紹,可不拘例,請代為裁定可也。生活狂瀾未已,為欲抵抗,我竟成了賣畫人,常引為愧。」在另一信中,豐子愷又說道「前寄潤例,有機會代為宣傳介紹,乞勿勉強可也」。當時的豐子愷正在重慶,家用緊張,只能通過賣畫貼補,張院西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幫助豐子愷解了困窘之圍,豐子愷信中言辭客氣,可見一斑。

本書還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《抗戰中的陸徵祥》,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的另一面。陸徵祥是近代中國職業外交官群體之代表,一九二六年,他的比利時夫人去世後,他就辭去公職為夫人守喪。次年,將夫人靈柩運回比利時下葬,然後進入了本篤會的修道院,脫離紅塵,一心苦修。但祖國在他心中並沒有忘卻。張偉收藏了多封抗戰時期陸徵祥致徐宗澤的信。有一封寫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的信,內容情真意切,引述如下:

不過,讀日記是專門的學問,浮皮潦草地翻看,見到的不過是一筆流水帳,即便發現一點「狗血」的八卦,也很難深化對歷史的理解。張偉可稱此中老饕,在《心曲傳真》一文中,就介紹了不少讀日記的竅門。他說:「一般而言,越是地位比較低下、影響比較微弱、不致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人物,其日記的可信度反而比較高;而揮斥方遒、一呼百應、身邊發生一點小事就會引起媒體追蹤報道的大人物,其日記矯飾的可能性就比較大,尤其在一些關鍵節點和個人隱私方面,尤須仔細辨析。」

近日,讀張偉著《近代日記書信叢考》(後文簡稱《叢考》),頗有所得。誠如為本書寫序的陳子善所言,這本書「真的是秋水長天,一片清明,引人入勝。書中文字無論長短都有他的獨特視角、獨家發現和獨到見解,填補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、藝術史和學術史研究的若干空白。」

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,《〈益世報〉海外通訊》在布魯塞爾發刊,陸徵祥此時年屆七十,仍以「木蘭」的筆名主持「中國婦女通訊」欄目,在海外為中國抗戰贏取聲援和支持。在不少人眼中,陸徵祥可能已經臉譜化了,而《叢考》中對這些信件的披露和考釋,則讓我們看到歷史人物的複雜性以及歷史的豐富面相。對於近代中國在「弱國」語境下的外交掙扎,也或有多一份的體察和理解。史家之所以強調運用原始史料,以及多史料參證,要義也在於盡可能地拓寬看待歷史中的人與事的角度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治史本無方法可言,而像書信、日記這樣的一手史料本身就是方法。

陳寅恪的愛國心「途中在Metz下車,久屈曲於法蘭西齷齪之地,忽至此,精神為之一振。在威廉一世紀念碑下一望表裏,山河歷歷在目,美麗雄壯兼而有之,勝於Strassburg之Orangerie固不待言,即柏林亦無此佳境也。法人至此,真有中國人到香港、台灣之感。」這是寫於一九一一年的一封信中的一段。寫信是大名鼎鼎的陳寅恪先生,當時他正在歐洲遊學。信是寫給李儻的。李儻是湖南人,當時也在歐洲求學,與陳寅恪交往頗密,回國後任北大教授。信中提到的Metz即法國洛林地區首府梅斯。一八七一年,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求和,洛林被割讓給了普魯士。陳寅恪一九一一年來到此地時,洛林已經離開祖國四十年,他看到矗立的德皇威廉一世紀念碑,觸景生情,頓時想到了當時被列強侵佔的香港與台灣。

本書收錄文章二十餘篇,如書名所示,分別是對近代文人「日記」和「書信」的介紹與釋讀。其中,《心曲傳真──中國近現代文人日記漫談》和《一紙飛鴻──中國近現代文人手札漫談》兩文總括本書作者張偉對日記、書信這兩種獨特體裁史料之觀覽,餘為單題考證,涉及的人物有魯迅、周作人、豐子愷、傅抱石、陳寅恪、胡適、蔡元培、老舍、夏衍等文化「大咖」以及陸徵祥等政壇名人。或長或短的文字,新見迭出,給人以驚喜,掩卷而思,又有豁然開朗之爽快。

讀日記是「技術活」粗略地講,文獻大體可分兩種,一種是以非特定的人為對象,在公共空間公布的,著作、文章是也。還有一種是寫給特定的人看,在私人空間公布的,日記和書信便是。一般而言,後者更「如實」地表達了寫作者的心聲。當然,有的人成名很早,或地位顯赫,料到自己的日記或書信終要公開出版,故寫作時畏首畏尾,曲筆連連,甚至故意「表露心跡」,自創「口碑」。不管怎麼樣,日記、書信都被視為十分重要的史料。翁同龢、李慈銘、王闓運、蔡元培、魯迅、胡適以及蔣介石等的日記,即便不是文史研究者的必讀書,也是案頭檢索常備之物。

他把近現代文人日記分為三類,一是「排日記事體」,只記對自己而言的要事,內容簡潔,幾乎不做議論,其實是一份個人備忘錄。周氏兄弟日記就是如此。二是「志感抒情體」,依個人興致和情緒而詳略不一,有時一件事寫得十分詳盡,有時又長時間不寫。郁達夫、徐志摩日記即為此類。在郁達夫看來,日記就是創作,「在日記裏,無論什麼話,什麼幻想,什麼不近人情的事情,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記敘下來,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。」三是「綜合體」,大大小小的事情,甚至天氣變化等全都記錄下來,而且一記就是幾十年。胡適、趙元任、竺可楨的日記可為代表。以竺可楨的日記而論,從一九○六年到一九八二年,記了七十多年,雖然有一些很遺憾地毀於戰火,但目前出版的也有近一千三百萬字。竺可楨信服英國小說家班內特的話,「日記的第一要義就是真實,如果不真實,就毫無意義。日記和小說正好相反,小說的價值天長日久慢慢會降低,日記的價值越來越高。幾百年之後,哪怕是很瑣碎的事,都是很寶貴的材料。」在日記中,也身體力行了這一點。

今日关键词:博主宇芽被家暴